自首，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定量刑情节，在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中占据着独特地位。它不仅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主动悔罪的表现，更是国家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原则的具体体现，对于节约司法资源、分化瓦解犯罪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。
自首的成立，需满足自动投案与如实供述两个核心要件。所谓自动投案，是指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，或虽被发觉但尚未受到讯问、采取强制措施时，主动向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或其他有关单位、组织投案。此处的“主动”强调投案行为基于行为人自由意志，即使经亲友规劝、陪同投案，只要最终能主动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之下，亦可视为自动投案。如实供述则要求行为人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，对案件定性的关键情节不得有意隐瞒或扭曲。若投案后仅供述部分罪行，却隐瞒主要犯罪事实或共同犯罪中的同案犯，则不能认定为自首。
自首的法律后果直接体现在量刑上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六十七条规定，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，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。犯罪较轻的，可以免除处罚。这一“可以”型规定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，法官需综合考量自首的动机、时间、方式、如实供述罪行的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因素，决定是否从宽及从宽的幅度。这并非意味着自首必然获得轻判，若犯罪手段特别残忍、后果特别严重或行为人恶意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，法院亦可不予从宽。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，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，以自首论，这被称为“准自首”或“余罪自首”，同样体现了鼓励悔过自新的政策导向。
自首制度的价值根基，在于其兼顾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。从法律层面看，它提升了司法效率。行为人主动归案并供述，能帮助司法机关迅速查明案情，固定证据，降低侦查成本，尤其对侦破隐蔽性强的犯罪作用显著。从社会层面看，它为犯罪人架设了一座“返回的金桥”。通过给予认罪悔罪者法律上的宽宥可能，激励其主动承担责任，缓解其与社会的对抗情绪，为其改过自新、重新融入社会创造了条件，有利于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。这深刻体现了现代刑法不仅是惩罚犯罪的工具，也肩负着教育挽救、预防再犯的机能。
在实践中，正确认定与适用自首，要求司法人员准确把握立法本意，避免两种倾向：一是机械适用，忽视对自首真诚性的审查；二是过于严苛，挫伤犯罪人主动投案的积极性。同时，也应加强普法宣传，使公众理解自首是依法可从宽的情节，而非逃避应得惩罚的途径，从而引导行为人作出正确选择，真正发挥该制度在犯罪治理中的积极作用。自首制度的完善与恰当运用，始终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司法文明与理性程度的重要标尺。
